宋朝龙：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

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宋朝龙（揭晓于《前线》2019年第2期）[摘要]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美国“政治正确”的尺度。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秘密在于使金融资本的特殊逻辑消失于人性论的一般抽象逻辑之中。

当金融资本积累顺利时，自由主义可以比力容易地确立自身的文化向导权，而当金融资本的积累因自身的逻辑而一定陷入危机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则成为金融资本的肩负而被扬弃，从而导致政治气候的变迁。特朗普的新民粹主义正是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体现，而其原因则正是金融资本逻辑对新自由主义文化逻辑的支配、解构和破坏。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政治气候变迁；新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是美国占支配职位的文化，坚持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及其所派生的一系列主张，在美国被标榜为“政治正确”。可是，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和金融资本之间并不匹配，而自由主义认为二者是没有矛盾的，直到危机发作、中产阶级衰落、阶级和族群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扬弃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看法，二者之间的矛盾才外貌化。

那么，在美国，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到底有什么逻辑？它和金融资本的逻辑是何关系？美国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政治正确”的原则如何以及为何让位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新民粹主义？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金融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在金融危机时代的外在体现出发来加以分析。美国的“政治正确”：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有理性的个体不会像动物那样凭着本能和激动行事，而是依靠着理性的普遍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理性使人具有同情心、换位思考的能力，可以把自身对自由的盼望也设想在他人身上。一个理性人的行为原则，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另一个理性人所内在地认可和遵循。人的理性能力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建设起一个普遍的自由权利体系，这一体系包罗如下主要环节：第一，天赋的人格权。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对其理性人假设的第一推论和运用，就是人具有人格权，即每小我私家作为理性人、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而作为人格主体，人具有一系列不受侵犯的人格权利，例如隐私权、肖像权、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迁徙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等等。人格权是以人与人在形式上、看法上所具有的形式平等性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古代的东方文明就没有到达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性。

近代启蒙哲学把人格的形式平等性归结为理性自觉的产物，认为是启蒙运动启发了小我私家自觉理性之后的产物，也即从精神的一般生长来明白人格权的形成。第二，不行侵犯的所有权。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是从人的理性的自由意志出发来论证所有权的。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工具化、外化、实现、体现和载体。作为自由意志的实现形式，所有权也像人格权一样，具有天然的、永恒的不行侵犯性。

固然，人格权是天赋的权利，而所有权是后天获得的权利。所有权的获得离不开劳动。劳动缔造所有权成为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另一个增补命题。可是分析这个命题是危险的，所以一般只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不充实的分析。

所有权只能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气交流和转让。契约关系是自由意志之间相互契合的关系。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来建设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这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建设在契约关系之上的私人交流体系，又被亚当·斯密做了一个社会功利主义的论证，即这种普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最有利于社会利益生长的。

第三，极小国家的看法。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也是从契约关系中、从所有公民所认可和裁定的底线共识中来建构的。通常逾越社会契约所普遍认可的、通常逾越底线共识的内容，都是不正当的。

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只能是一个消极国家，是一个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国家是为小我私家服务的国家，只是为个体提供外在的保障，国家只是小我私家权利的捍卫者、契约关系和市场博弈的看守者。只有人身自由、契约自由是国家要保证的，幸福、经济关系的调整、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等等则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规模。

统治者是恶。私权自治、公权受限、最小国家、分权制衡，成为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看法。第四，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权高于主权。

这个结论也是重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理论前提中引申出来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从自由意志的理性小我私家出发把人格权、所有权、主权等等都看作是人权的实现和体现，既然种种权力机构都是服务于小我私家的人权的，那么在国际关系上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逻辑上的一定结论。从人权高于主权出发，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会引申出阻挡种族主义、阻挡排外主义等等的主张。

第五，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主张。新自由主义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人格权、所有权、契约社会、极小国家等等是最好的制度摆设，认为这个制度能保证个体的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地发挥每小我私家天赋潜能，能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自动平衡，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生长，能带来小我私家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掩护着市民社会的“最小国家”也是最理想的自由国家。

新自由主义认为从自身前提中所派生出来的这一套理论是最优的理论，凭据这一套理论而来的制度摆设是最优的摆设，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尺度和最后希望，因而也成为福山所狂妄地宣布的“历史的终结”。美国“政治正确”的背后：金融资本的逻辑在抽象的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之外，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真实的主体，体现着另一种逻辑，这就是金融资本的逻辑。首先，金融资本集中体现着职能资本的生产性逻辑。

金融资本是从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发生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是一般职能资本的生产性逻辑的集中体现。一般职能资本的生产性体现在诸多方面。

第一，对钱币财富的追求，引发起人们普遍的勤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钱币形式的财富使劳动都酿成挣取钱币的手段，引发起人们以劳动来积累钱币的欲望。第二，资本作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作为迫使别人辛勤劳动的一种所有制关系，其在精神和贪婪方面远凌驾去一切所有制形式。

第三，资本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它使科学技术直接取得了商业价值，成为推动科学技术生长的引擎。这和古希腊的情形是差别的，在古希腊，科学研究和生产是分散的，它们划分为仆从主和仆从所从事。可是资本纷歧样，资本直接把科学技术作为扩大剩余价值积累的手段，因而资本体贴科学的生长及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

第四，资本的流通革命。资本的观点中包罗着世界市场，资本的使命是建设世界市场。资本周转速度越快，赚钱能力越大。

资本的目的是使流通时间为零，以时间消灭空间，因而资本的观点中还包罗着世界市场的不停革命化。随着世界市场的革命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第五，为了给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资本要不停地去探寻大自然的属性，寻求大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在人类从各个方面临自然界开发的情况下，人类把自身确立为大自然的支配者。第六，在为产物寻求市场的历程中，资本不停地去研究、开发和完善人的需求，从而为人的全面生长提供了条件。

第七，信用革命，也即资本为流通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价值形式、钱币前言和信用手段，利便了人们的交流运动。以上种种，都是职能资本的生产性逻辑的体现。作为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形式，金融资本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主体，这些都是金融资本逻辑中的一个方面即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的体现。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集中体现了资本推感人类生产革命和来往革命的历史使命，体现了资本逻辑中推进人类进步的方面。

其次，金融资本也集中体现着资本的非生产性逻辑。第一，金融资本借助垄断订价权来积累，这是直接从市民社会搜刮财富。第二，地产寻租。

在金融资本时代，地产成为一个金融部门，成为向市民社会征收“钱币税”的一个部门。第三，股票投机。股票原来的意图是发动社会过剩资原来支持技术先进的企业，可是在现实中股票成为赌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金融技术的载体，成为金融寡头剥夺中产阶级的手段。

第四，利用国债。金融资本占统治职位的国家，国家最贫穷，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公共权力抵押给了金融贵族，而金融贵族支配了国债之后，获得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上的利益。第五，支配国家政权。支配了市民社会和国债的金融贵族，也获得了直接或间接支配政治的特权，使国家的内外政策附属于金融寡头的利益。

通过上述机制，金融资本成为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也即成为寻租性、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积累的主体。最后，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中还包罗着生产性逻辑向非生产性逻辑转变和屈从的逻辑倾向。

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自己就包罗着异化的性质，例如在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之中就包罗着：对钱币的贪婪、对劳动的过分聚敛、对工具理性的崇敬、对自然情况的破坏、对人的不合理需求的引诱、对信用的滥用等等。更主要的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自身就包罗着危机的一定性，例如工业资本自身的积累就包罗着比例失调、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导致危机的一定因素。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发生不行制止的危机时候，金融资本反而试图通过非生产性逻辑的强化来解决危机，例如，释放流动性、用新的金融泡沫掩盖旧的金融泡沫、增发国债等途径来解决危机，效果不光解决不了危机，反而造成了新的、更严重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限制资本的是资本自身。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限制金融资本的是金融资本自身。金融资本生产性逻辑向非生产性逻辑的转变和屈从，这就是金融资本自身阻碍自身生长、造成自身危机的原因，这就是金融资本自身内在的深刻矛盾。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原因：金融资本和公民文化的二律背反在资本主义生长早期，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外貌一致的。

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即阻挡品级君主制或集权君主制、身份制、君权神授等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消灭了品级制度，血缘不再决议人们的身份和职位，人与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性。

可是，在资本积累获得进一步生长，尤其是在资本生长到金融垄断资本的时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金融资本积累逻辑之间的矛盾，就不能牢固地共处了，而不行制止地使冲突外貌化。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经由新的抽象化历程而转化为新自由主义之后，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遮蔽了金融资本的逻辑。新自由主义使资本的逻辑消失于抽象的公民文化的逻辑之中。

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把现实的人明白为抽象的人，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而进入一个由伶仃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把小我私家明白为抽象的而不是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小我私家，把所有权明白为自由意识的实现形式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新自由主义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正当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它明白不了的。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放纵了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自动平衡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会带来一其中产阶级占主导职位的橄榄型社会。

可是，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只是放纵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放纵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团体势力剧增、工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外洋、工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神话遭到破产。新自由主义无力解决金融资本造成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市民社会是自我平衡的，国家不醒目涉市民社会内部的自由，而只是为市民社会的运行提供外在的保障。新自由主义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

新自由主义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治、羁系和掌握的权力拱手交给了金融贵族。这样设计的公共权力无力解决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市民社会的矛盾和破裂。金融资本自由地支配市民社会，造成了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新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公共权力无法停止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无力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危机。在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危机眼前，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求助于自身设计和维护的极小国家来解救自身的危机。

可是，国家拿什么来救助金融资本呢？在最小国家的制度摆设下，国家已经欠债累累。那就只能乞贷。向谁乞贷呢？向金融资本乞贷。

可是金融资本已经陷入危机。那就只能是开动印刷机，刊行钱币。

而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下，钱币刊行权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团结的大金融资本家，例如属于像美联储这样的机构。效果就成了这样：为了救助金融资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机，国家要向金融资本乞贷，而金融资本也就印发更多的钱币借给国家，而国家再通过救助金融危机，却使自身背上了更极重的债务肩负。不仅如此，通过刊行钱币的方式来救助危机，还造成了通货膨胀，使本已贫困化的社会生产者阶级再次遭到剥夺，是矛盾越发激化。新自由主义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反而越发剧了危机！在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效果最终否认了自身的前提。

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危机眼前，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前提假设、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产阶级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看法、极小国家的制度理念、“人权高于主权”、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等等，都面临全面危机。当资本逻辑处于上升期时，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可以顺利地确立自身的文化向导权。可是，当资本积累走向下降期时，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文化向导权就一定袒露其虚弱性而走向反面，而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中所引申的“政治正确”原则，也会遭到扬弃，这就是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原因。

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偏向及新民粹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秘密在于使资本的逻辑消失于公民文化的逻辑之中。20世纪70年月以后，金融资本获得了主导全球化的支配权，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为占主导职位的社会思潮、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秩序，在推动全球化生长的同时，也增强了金融贵族的权力，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虚拟资本的膨胀和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了大面积的失业和大尺度的社会分化，打碎了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梦想。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积累秩序造成了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救助方式不光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剧了危机。

美国是形式上自由的国家，但这个自由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债务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美国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普各处陷入债务关系之中。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在美国申请破产的人群正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西欧中产阶级的危机导致了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今天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在普遍的社会危机和失望情绪中，新民粹主义崛起。

特朗普通过操弄新民粹主义，改变了美国传统的“政治正确”门路。特朗普领导美国，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放弃多边主义，施行单边主义外交计谋。特朗普放弃了“人权高于主权”、“美国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美国是人类自由的最终形式”、“美国是国际社会的最后希望”等一系列传统的“政治正确”的看法。

新民粹主义思潮阻挡“政治正确”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只是试图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性论色彩，减轻金融资本积累的不须要的肩负。自70年月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积累的生长，其内在危机到达系统性发作的水平。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已经不再能够为金融资本的逻辑举行呵护和辩护，自由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和金融资本逻辑的矛盾已经生长到了矛盾公然化的阶段。

在这样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及由其派生的“政治正确”原则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肩负和障碍。扬弃这一障碍，使金融资本在不负担其道义责任的情况下寻求挣脱危机的出路，这就是特朗普新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固然，特朗普的新民粹主义以及他扬弃新自由主义公民文化“政治正确”原则而果然为金融资本寻求反动政策的企图，并不能真正解决金融资本自身的内在逻辑所一定导致的危机，而只是使危机深化了和转移了。

[参考文献][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书社，2017.（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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